比较而言，中医虽然源远流长，在许多方面有其独到之出，但在近现代却逐渐边缘化了。在信奉数字化、量化的时代，中国医生给病人治病，基本上采取的是西医的那套办法。因为西医的那套检测、诊断和治疗技术被视作是科学的体系，而中医的一些诊治方法，迄今仍难有科学的解释。所以往往只是作为辅助或补充手段。给身体治病，需要采用西术，分析中国的经济、金融问题，诊断其病理，并据以开出施之有效的药方，也需要西术，或者说需要以国际视野和现代眼光来审视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问题。我认为，陈志武先生的《金融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陈教授对西方金融经济发展创新演变史非常熟悉，对当今国际金融经济的前沿和现状也非常熟悉，他回过头来对中国的金融经济问题的分析、诊断和建言，值得我们珍视。

　　陈教授在书探讨的内容很多，择其要者，至少有三：

　　其一，陈教授认为，中美两国的经济金融问题代表了两个极端：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是针对已经熟悉的事情而为的，但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是创造出以前根本没有的东西，所以，创新是不应该被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上不去，那么其他行业恐怕也就很难实现创新。中国式的监管，并不能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这里陈先生打了一个精彩的比方，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让他去学游泳，他当然不用担心被水呛住，但他也学不会游泳，等他下次掉进水里，他就会淹死。所以陈先生认为，中国的金融监管，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之所以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正是与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有很大关系。金融市场不完善，也制约了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中国从次贷危机中应该汲取的教训是：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去学。

　　其二，陈先生认为，美国人之所以比任何国家更显得有钱，重要原因是它有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变成金融资本的资本化制度体系，让那些不能动的土地和资源、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未来收入变成今天就流动起来的资本，让财富转变成资本后就能“以钱生钱”。一句话，美国人之所以显得更有钱，敢于花明天的钱，在于他们有发达的全球资本金融中心市场，这个资本金融中心市场可以很有效地把一些资产(如土地、劳动、知识、未来收入)转化成现金流，供人们自由交易、使用。

　　美国人钱多的深层原因是他她们有一个发达的资本金融市场，那么更深层更核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陈先生指出，是“股东中心主义”的法律变革。一国实体法所规定的对股东或证券持有者的保护程度与它的资本深层的流动性和发展深度有重要关系，发展程度高、流通性好、股权分散的资本市场通常对中小股东权利的法律保护也最好。这就触及问题的核心了，即私有财产权制度。私有财产权制度确乎是问题的要害，离开这个，所谓发展，所谓人生幸福，皆是妄谈。

　　其三，中国和西方在传统上的最大的差别，陈先生认为儒家文化下的中国人只相信血缘关系，而西方人从2000年前就认识到，信用交易的双方并非唯血缘关系不可。在本书中，陈先生反复指出，中国人的“家庭”、“宗族”，其实也是经济组织，也是一个金融保险体系，血缘亲情关系中人的“礼尚往来”还是一种经济交易关系和信贷保险关系。在农业社会，在经济处于不发达的自然自足状态时，“家”这个经济结构勉强可以维系支持人们的简单生存，但要帮助人实现高度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家”就勉为其难了。现代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比“家”规模更大功能更完善的组织体系，即资本金融市场。中国的娜拉们从家里出走以后怎么办？“五四”时期鲁迅那一代中国人由于囿于中国文化，在传统里打转转，绕圈圈，不可能找到出路，目前的所谓新儒家的倡言也流于空疏，不可能有疗效。我们看陈志武先生的这本《金融的逻辑》便可知道，“家”已经满足不了现代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在人走出“家”之后，需要一个无形大的外部金融市场来作为每一个人的生命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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